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协助行政长官决策，行政长官主持行政会议，并委任其成员。

从推论路径上看，只有从小前提到结论是确定的，而从结论到大前提是不确定的、或然的、有风险的，进而是可错的。例如，据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慕尼黑研究项目，德国联邦法院在改判中论证非常细致，绝大多数改判都有一个特殊的理由，如在112个改判中，有7个强调立法者的意志，而14％的主要考虑今天法律的意志。

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时，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表一：效力等级与解释准则（附表略） 在体系解释也不能给出具体规范时，历史解释便出场，它力图从历史资料中获得立法者的原意。只有在确定了大前提之后，演绎方为可能，所以，归纳发生在演绎之前。在静态上，这里把事实区别为： （一）生活事实或原始事实。从法律观上言之，解释受制定法约束，要寻找的是立法者的原意，解释终是释法，诠释不刻意追逐立法者的意图而偏爱理解者的判断，遁入造法之中，所谓法律只存在于事实与预设的规范互动和互造之间。

法律论证的目的在于找到木同阶段的命题和结论的正确性和可接受性。如中国民法只规定侵害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荣誉权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今张某损伤李某手指，李某疼痛并生气致休克，除请求人身损害赔偿外，还要求赔偿精神损失。② 1.分歧之一：静态法律与另加法律形成和应用 如果把法律规范之总和——法确定为法学的客体，法学的任务是规范描述，即在具体规范的有效性和内容无争议时，对有约束力的规则予以说明或确立。

因为传统可以改变，也已被改变，但基于主题一则太笼统，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社会科学研究社会、人文科学研究人类过于呆板，二则社会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区别成问题，因为作为人类不能脱离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第三，理论提供研究的形式与方向。一个理论的存在，会促使其他理论的产生。这里采用的是由Paul Chynoweth改进的矩阵，参见Advanced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p.29。

如果按近代以来的习惯对法学作理论与实践之分，那么，整个法学都属理论，外部的执法司法活动是法学的实践。非教义知识提供的经验证明和正当性判断，一般需在教义学设定的框架中才能转化为合法/非法的有效判断。

参见John L.Holland,Making Vocational Choices,a theory of careers,Prentice-Hall,Inc.1973，第13～18页。(28)参见陈林林、杨桦：基于‘态度的司法决策，《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73页。(29)其实，在一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中，非教义的方法不乏用武之地，大可不必用树假想敌的修辞手法，教义学者也不要认为非教义研究的功用主要是繁荣法学，在我国的功用是使法学能与国际主要是美国接轨。如何从这纷乱中厘清法学的头绪呢?传统上划分学科的主要标准是从认识论上看各门学科的知识特性，而在今天看来，一方面要改进认识论，另一方面应加入社会学的标准。

4.分歧之四：理论与应用 与上述争论相关的是，法学可否被称为一门实践性学问，可否分为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理论法学注重知识本身，侧重于研究法律现象和法学中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价值、理性等理论问题，不必过于追求它的现实意义。然而，根据美国学者古德拉德关于学科的一般规定性还不能完全解决学科间的差异问题，当然也无法令人满意地回答法学的学科特点。它用类似自然科学的方式来回答法律客观上是如何的问题，服务于法律的法律性，经验多于理论，以新法律现实主义、法律中的社会科学、法律的经济分析为代表。图2 比格兰模型 图3 阿瑟斯法学研究模型 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者们先是从知识特性入手寻找各学科的更根本的差异，它包括学科目标、主题、方法、使用的文献等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形成学科范式，共识高的学科范式发展水平就高，反之则低。

成凡：是不是正在发生?——外部学科知识对当代中国法学的影响，一个经验调查，《中外法学》2004年第5期，第594～609页。它们借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被视为韧性和不稳定的，研究结果依赖于结果被解释的方式。

在此做出以下补充说明： 1.法是法学的产品 法学的知识特点是通过其产品——法来体现的，不同于其他学科中学问与对象可两分，学科追随对象，如小说与文学评论、艺术品与艺术鉴赏等可两分，法学与其对象——法不是两分的，相反，法既是法学的研究对象，又是法学的产品，正如德国学者诺伊曼(Ulfrid Neumann)所说，一本鸟类教科书不会改变鸟的世界，一本刑法教科书会改变刑法。(14)参见Ralf Dreier,Rechtsphilosophische Standpunktprobleme,in:Winfride Brugger,Ulfrid Neumann und Stephan Kirste(hrsg.),Rechtsphilosophie im 21.Jahrhundert,2008,S.333; 前注③,Rob van Gestel Hans-W.Micklitz文，第2页。

②综合研究例如郑戈：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吗?——试论‘法律科学的属性及其研究方法，载北大法律评论委员会编：《北大法律评论》(1998年第1卷第1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设立指标来监测法治的运行从而为社会治理提供决策依据等。如果受救者在上述四个要件中有一个不能举证证明，则涉及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将承担败诉的后果。显然，在什么是法学上的低度共识或无共识，促使人们产生诸多洞见抑或误解：法学是一个不设防的非自主的学问。(33)第六点将作为学术概念的学科转化为具有教育性质(知识可传授)的专业和部分转化为实用性的职业。在法学内部也可作理论与实践之分，教义与非教义知识中都有理论的位置(左下区和右下区)，这些理论各有任务。

古罗马时期的注释法学派和评注法学，不仅是理解罗马法文本，还部分成为应用罗马法的方法，但它们并不担任构建体系的任务，而是通过给出一定视角来探讨问题。理论视角中的社会—法律研究倒意义明确，能解决教义研究不能完成的体制外的正当性反思和建构的任务，它有时能越过现行法律而直接作用于生活，但常规的情形是，法律外的道德、利益只有在法治社会被转化成教义学的法言法语后，才能够被法律系统所接受，从而促使法律系统的价值和内部构造的调整与升级。

侯猛：当代中国法学理论学科的知识变迁，《法商研究》2006年第5期，第100～107页。⑤根据特别研究要求发展具体研究方法。

法律教义学或教义的法律研究包括四个层次：①解决实际问题。它不仅关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而且关注法律与其他现象的关系，并运用其他科学的知识分析法律及法律现象。

说得再宏观一些，非教义的对什么是正当的法律的回答必须经由教义的对什么是法律的回答才有实际效力。法学遂被理解为认识论上的法学，这与自然科学相通。在众多研究中，有五个在事实上最受关注：基于学科观念一致性的哈格斯特龙模型(Hagstrom 1964)、基于规范程度和功能集成的哈根斯模型(Hargens 1975)、朱克曼和默顿模型基于学科集成(Zuckerman and Merton 1971)、洛代尔和戈登模型基于范式发展水平(Lodahl and Gordon 1972)和比格兰模型[Biglan 1973，他用三个维度——学科范式的存在强度(软/硬)、与应用的关系强度(纯/应用)、是否涉及生命(生命/非生命)进行分类]。(17)苏珊·巴梯(Susan Bartie)在检讨相关法学学术后得出结论：大量的英语法学学术以核心教义为基础而不是丢弃它们，而且在这方面的态度和核心上，英格兰和澳大利亚看起来几乎相同。

④阅读背景材料(包括法律词典，法律百科全书，教科书、政策文件，期刊文章等)。纵使按照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理论，(39)他曾依据认知旨趣的不同把科学知识分为三种类型：经验分析科学(技术的认知旨趣)。

直至19世纪初，受实证主义影响，许多学科从大一统的哲学中分化出来，死水起澜，法学的性质也成为讨论的主题。张翔：宪法教义学初阶，《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第916—936页。

王利明、常鹏翱：从学科分立到知识融合——我国法学学科30年之回顾与展望，《法学》2008年第12期，第58～67页。其附产品是我们还在争论法学教育是否为职业教育。

他们虽未直接对法学的知识特性做出详细说明，但他们和一些法学学者依他们的模型，把法学归属于软/应用学科，(40)这与许多法学学者及本人对法学知识的实践性或应用性界定是完全一致的。因而从学科的社会性上看，法学因法的可变性而共识度低，问题和人员的集中度没有硬学科那样高。(36)参见Anthony Biglan,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 matters in different academic area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73,Vol.57,No.3,pp.195～203。因为法律解释学只是法律教义学的一个类别，而且法律解释也只是法律方法之一种。

二、法学学科矩阵 由于各种对法学的性质的认识处在不同维度，各有自身的维度合理性，这就需要用一个图式给它们定位，合理地展现维度合理性。法学似乎从未是一个常规科学，而总是要么处在前科学阶段，要么跨越式地进入超常规科学境界。

如果作为大前提的规范有漏洞或不公正，则须道德的介入或利益的考量，这将在建构大前提的D阶段出现。由此矩阵宏观法学的学科地位，它不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任何一种，正是一个襟三江而带五湖的独立学科。

改编研究(Recasting project)是指收集一系列在教义上的案件，显示它们为什么被归在一起，或暴露不合理的差异，并提供一个新的框架。社会—法律研究在本文中是法律与社会(Law and Society)、法律的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Law)、社会—法律研究(Socio-Legal Studies)、法律与社会科学(Law and Social Science)等的总称，它不是一个特定学科，而是应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分析特定的法律现象，因而社会—法律研究在本质上是跨学科，因其包括人文学科，不限于社会科学，所谓社科法学的称谓并不确切。